侥幸心理 领导干部堕落的共性

杭州市交通路桥建设公司纪委书记   董茂卿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警示教育读本《贪官忏悔录》专门刊载贪官们的忏悔之言，尽管内容各异，但大都是声泪俱下、顿足捶胸，真可谓“满纸忏悔言，一把悔恨泪”。他们在分析自己的犯罪根源时，有的说因为学习抓得不紧、思想改造得不好，有的说因为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这些分析都没有错，而我们从许多人的忏悔中发现，他们在大搞腐败时有一个共同的心理—侥幸。

侥幸心理的根源
    贪官的侥幸心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一定的客观条件和原因。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侥幸心理呢？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反腐体系尚不健全，惩防并举的反腐机制尚未形成，这是贪官心存侥幸的根源所在。

存在侥幸心理的原因

存在侥幸心理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认为交易隐蔽不会查到自己头上；二是贪官潜伏期较长；三是贪官被查处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山东省原政协副主席潘广田说：“当时我也有畏惧心理，但最终还是侥幸心理占了上风。我总在想，受贿的又不只是我一个人，况且我受贿的行为都是秘密的，怎么就轻易查到我呢？”

安徽省阜阳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韩希鹏说：“侥幸心理在我的思想上占了上风。众所周知，几年前阜阳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在这种非常时期，尤其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我没有做到自警、自省，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洁身自好，更没有慎权、慎微，反而认为上级领导自身不正，我收受钱物不会有人去追究，自己不收是吃了亏。面对种种诱惑和糖衣炮弹，我打了大败仗。”

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说：“开始收钱时，我也曾忐忑不安，夜里睡不着觉，想着如何把钱退还，可是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心安理得了。”

请看，几个贪官的侥幸心理乃至语言都如出一辙。

当前，由于预防机制的缺失，我们在反腐工作中基本上实行的是事后惩处的办法。有关部门获取腐败案件的线索，除了在案件查处过程中被“拔出萝卜带出泥”外，大部分仍需要依靠群众举报，而且这种举报也很不规范，基本取决于群众对内情的了解和个人的意愿。在此情况下，腐败分子自然认为只要交易秘密，就会平安无事。有的腐败分子在受贿过程中还坚守“办不成的事不收”等“几不收”原则，以进一步加大“保险系数”。总之，贪官们采取种种隐蔽的手段，千方百计进行自我保护。认为交易隐蔽不会查到自己头上，这是他们心存侥幸的原因之一。

一般说来，贪官大都拥有自己的“保护伞”，以求得对自己犯罪行为的保护。正如薛玉泉所说“就是有点风吹草动，上边也会有人罩着”，加之有些部门监督机制的缺位，就更加大了案件查处的难度。“伸手必被捉”毕竟还不是“伸手‘即’被捉”，对“伸手”者的查处往往会有一个过程。因而腐败分子的潜伏期往往很长，时间短的四五年，长的七八年，有的甚至长达十几年。有的贪官由于第一次受贿未被发现，后来的几次也未被发现，胆子于是就越来越大了。贪官潜伏期长，这是他们心存侥幸的原因之二。
    在对一些腐败案件的报道中我们发现，某些贪官的落马纯属一种偶然机会。有的贪官是通过小偷偷盗、夫妻离婚、歹徒敲诈、家中失火、家人暴富等偶然事件东窗事发的，而不是有关部门在检查监督中发现而查处的。如果不发生偶然事件，这些贪官很可能会成为“漏网之鱼”而继续隐藏下去。贪官被查处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这是他们心存侥幸的原因之三。
              “荣辱观”代表了价值标准

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以后，很快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得到人们的普遍拥护，其缘由就是因为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代表了进步人类普遍的一种价值追求，也代表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一种普遍价值标准。

胡锦涛同志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概括精辟，内涵深刻，对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意义重大。领导干部要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当模范、做表率。要加强道德修养，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做一个心地清净、品行端正的人。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政绩观，慎用权力，用好权力，绝不能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要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党风廉政教育的重要内容。

党中央提出荣辱观就是为了提出整个民族向上的一种社会风气，打击商业贿赂就是从反面打击一些丑恶的现象，结合起来就相当于惩恶扬善。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进一步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就是要彻底打破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