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期）

杭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纪委                      2011年7月1日

反腐历程四转变折射坚定决心

　　近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吴书记的回答表达了我党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党在执政考验和外部环境压力下，主要靠运动反腐，其成效不容磨灭；30年后，党面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考验，主要靠制度反腐，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新路，其成就显著，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认识是愈来愈深，决心是愈来愈强，力度是愈来愈大。

　　转变一：在理论提出上从“反腐败斗争”到“反腐倡廉建设”。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历史任务，先后提出过反腐败斗争、党风廉政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反腐倡廉工作等相关概念。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并列为党的“五大建设”，强调“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标志着我们党对反腐倡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指明了方向。

　　转变二：从目标设定上从“根本好转”到“最低程度”。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五年内“实现党风根本好转”。为此，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明确表示这次整党总的目的和要求之一，就是要“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自党的十三大以来，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的认识逐渐清醒了，目标也更加符合实际了。尽管十三大表示要“清除党内腐败现象”，但看到了“党内不正之风仍然严重存在，甚至此伏彼起，纠而复生”的状况，故提出“端正党风的工作带有长期性”。十四大则进一步确认当时“党内违纪案件呈上升趋势，党员领导干部违纪明显增多，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经济方面违纪违法，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等问题比较突出。”因此，提出“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从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出发，十五大设定的目标是“力争在今后五年内使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特别是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了反腐败的科学目标定位，即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把中国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显然，这种目标设定平缓的背后是务实与深刻。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多发、易发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是一个科学的目标，也是一个务实的目标。

　　转变三：在原因分析上从“思想影响”到“权力制约”。党在改革开放前对腐败成因的分析，往往局限于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方面，极大地忽视了权力本身所具有的腐蚀性一面。在毛泽东看来，党内出现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在思想方面，但这种分析缺乏对权力运行方面的触及。改革开放以后，党对腐败产生的根源有了新的认识，不仅看到腐败的成因有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而且看到缺少对权力的制约方面的因素，结束了以往仅把腐败现象作为一种思想、作风问题或阶级斗争表现的历史，使反腐败斗争从一种迫切的愿望和要求成为一种理智、科学的实践。

　　党的十七大则更加具体地表明，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不仅阐述腐败产生与滥用权力之间的关系，而且进一步分析了权力腐败产生的条件。“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是腐败得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应当说，这一判断切中要害，抓住了关键。从实践来看，权力腐败的发生都是在这三个方面出了问题。

　　转变四：在基本思路上从“群众运动”到“综合治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采取何种方式反腐倡廉，是我们党夺取全国政权后面临着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要采取的是群众运动的方式，他亲自发动领导了一系列旨在清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整党整风、“三反”、“五反”、“四清”等群众政治运动。历史经验表明，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反对腐败，绝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制度层面解决和防止特权现象的论断。鉴于历史的经验，邓小平反复强调反腐败“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靠法制，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得出的正确结论。只有发动和依靠群众，又不重蹈大搞“群众运动”的覆辙，才能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有序地进行。(本文来源：新华网)

李克农“临阵不换将”彰显“大我”境界

《环球人物》近日刊载了《最牛的“潜伏者：中共特工王李克农》一文，这位唯一一位没有带过兵打过仗，而又被授予上将军衔、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的大特务”的将军李克农在朝鲜战场板门店谈判的细节，特别引人驻目。作为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在历时两年零十几天的艰苦谈判中，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殚精竭虑，细心忍耐，因气候和劳累缘故，曾一度昏迷过去。毛泽东、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希望他回国休息、治疗，他却以“临阵不换将”拒绝了。

    好一个“临阵不换将”！可见，李克农确实深谙兵法要旨，这位没带过兵的将军，绝非浪得虚名。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确保谈判取胜。他明知自己身体不好，精力不济，但他更明白，自己才熟悉谈判工作的情况，已经摸透了各方面的规律，如果中途换人，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对整个工作不利。所以谢绝了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真情关怀，建议在他尚能支持的情况下，不马上换人。笔者感觉，这简单的一句“临阵不换将”，却彰显了一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我”境界，值得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潜心学习。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干事创业，就要敢于担当责任，勇往直前，不能瞻前顾后，怕这怕那。李克农到板门店负责领导谈判工作，是毛泽东亲自点将。连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也是通过李克农去告诉儿媳思齐的。可见毛泽东对李克农的信赖和倚重，这都是李克农在长期的“地下”敌对斗争中的杰出表现建立起来的印象帮了大忙，毛泽东钦定李克农到朝鲜负责谈判，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毛泽东没有看走眼，李克农岂是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之辈？

    正是这种“敢于担当责任，坚决完成任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理念，才使他在“潜伏”工作中一次又一次地克敌制胜，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李克农对毛泽东、周恩来关怀的拒绝，自在情理之中，也凸显毛泽东的知人之明。值得领导者和领命完成任务者们深思。

    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要完成使命，成就事业，离不开聪明才智，但还必须有一种坚持不懈的顽强意志。因为，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常常是情商。正如李克农在谈判到最困难阶段给我方代表所定的“坐下去”、“不要怕拖，不性急，敌无所施其技”原则。急则生乱，乱则生悲。要有“稳坐钓鱼台”、弹琴退兵、安之若素的大气度。否则，总是三分钟的热度，性子耐不住，屁股坐不住，虎头蛇尾，终难   也正所谓：“忍者不败”。已到山穷水复处，挺过去就会柳暗花明。如果李克农当时回国休息、治疗了，谈判可能会再拖长，历史可能会改写，李克农也不会是那么光彩照人了。彩虹总在风雨后！正是因为李克农有着坚定的信念、坚强的信心，才坚守到谈判的最后胜利。这种不战则已，一战到底的精神，值得钦佩，值得效法！

    公而忘私的牺牲精神。“烈火炼真金”。“危难时刻显忠诚”。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在危急时刻豁得出去，是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李克农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谈判中，李克农曾一度昏迷，在这种高强度、高压力、恶劣气候环境工作中，谁能预料自己的身体状况将出现什么变化，当毛泽东、周恩来希望他回国休息、治疗时，换了时下有的人，恐怕早就顺水推舟、脚底抹油了。

    可李克农就是李克农，他早已将自己交给了党的事业，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国难当头，首先考虑的自然是谈判的成功，祖国和人民的安危，哪里顾得上休息、治疗！因此以“临阵不换将”为借口婉拒毛泽东、周恩来的悉心爱护，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诗句：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不知这又要让多少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官老爷”们汗颜？

　　江西新余市原副市长吴建华在悔过书中说：“以为跟一些客商打得火热就是和他们打成一片，认为收下他们送的钱就是没有官架子、有亲和力。”

　　受贿是犯罪，收钱不代表亲和力，这是小孩都懂的道理，身为副市长却分不清，若是假装糊涂那就罢了，若果真无知，真认为收钱就是没架子，那说明这样的群众观病得不轻了。

　　思想的溃堤是最危险的溃堤，认识的错误是最大的错误。吴建华们的悔过提醒人们，加强监督，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图文来源：新华网）

（本期责任编辑：魏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