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期）

杭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纪委    2010年8月25日

透视官德缺失之痛

编者按：当前，道德滑坡现象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其中，少数领导干部失德问题尤为突出。有的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有的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有的贪图享乐、玩物丧志，有的官气熏天、横行霸道，有的信念丧失、求神拜佛，有的趣味低级、包养情妇……这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不断突破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底线。

官德不彰，民风难淳。从古至今，概莫如此。加强官德建设，刻不容缓。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必须直面官德缺失之痛，下猛药治沉疴！（《半月谈》2010年第16期）

官德缺失七大怪现状

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官员腐败案件，犹如一部连续剧，不断刺激着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其中折射出的官德缺失现象，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怪现状之一：趣味低级，生活腐化

　　“生活作风”问题一直是领导干部的“高压线”。然而，由于对官员考核大多“唯政绩论英雄”，而对官员“私生活”却缺乏有效监督，以至一些官员流连于声色犬马，包养情人、“二奶”，甚至嫖娼狎妓、共用情妇……

　　近些年被查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生活腐化是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生活腐化的贪官，可列出一大串名单，比如陈良宇、李嘉廷、杜世成、陈绍基、王华元、陈同海、王守业等。据报道，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调查发现，官员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官员对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几乎麻木不仁，甚至还有一些人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记者点评：领导干部作为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生活腐化不仅败坏了自身形象，也损害了政府在百姓中的威信。凡是沉溺于灯红酒绿，又包养情人的，往往都会与腐败结缘。而作为领导干部，他们掌握着公权力，一旦醉心享受，一心思淫欲，就会逐步与其他贪腐势力合流，进而陷入腐败的泥潭。

　　怪现状之二：滥用权力，法为私器

　　8月7日，媒体报道了一则来源于最高检察院的消息，内容说最高检订立新规：“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消息，实际上透露出诽谤罪批捕将从严审批的信号。有媒体评论指出，这是高层对滥施淫威官员的警告。

　　在法治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一些官员的法治观念不但没有增强，权力意识却恣意膨胀。近几年，民众因散发短信批评地方领导，或者散发材料检举地方官结果因言获罪的事例不在少数，如重庆的“彭水诗案”、山西的“稷山文案”、河南的“孟州书案”等。

　　不只是普通民众，一些媒体的记者也遭到某些握有公权力官员的强力“阻截”。前不久，《经济观察报》一名记者因报道某上市公司负面消息，便遭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记者所涉嫌的罪名是“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后在各种压力下，遂昌县公安局撤销了决定。更早之前，还曾出现过辽宁西丰县委书记让警察进京抓记者一事。

　　记者点评：种种荒唐事件的背后，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滥用公权力的恣意妄为和无所顾忌。在一些官员的眼里，法律就是他们的私器，谁敢对他们有所批评，就会以公权泄私愤，此中权大于法的错误观念暴露无遗。

　　怪现状之三：官气熏天，横行霸道

　　有的官员自以为当了领导，就能为所欲为、呼风唤雨。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11岁女孩，还大骂群众“算个屁”。“我是县委书记，是一把手，老子不怕！”2005年10月4日晚9时许，长沙市望城县委书记王武亮酒后驾车被两名交警制止后，当着围观的上百名群众口出狂言。随后，他与交警以及赶来处理问题的民警发生“肢体冲突”。陕西淳化县三名局长，乘坐挂警牌车辆通过收费站时与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生争执，竟大打出手……

　　记者点评：有的领导干部常常强调要在作风建设上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可实际工作作风却骄横霸道，这背后是特权意识在作怪。

　　怪现状之四：贪婪疯狂，欲壑难填

　　有的领导干部掌权为己，贪婪无度，从收受礼物发展到大笔受贿、索贿甚至敲诈，最终官德尽丧，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江西婺源县原县长杨峰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杨峰对金钱的贪婪近乎疯狂，开口就向私企老板索要上千万元。他恬不知耻地对客商说：“你在婺源发了财，不对我表示表示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陕西神木县原副县长高晓明受贿241万元，一审获刑12年。他在万言悔过书中称，对于送礼的人，由开始的拒绝接受到后来的来者不拒。收受钱财多了，慢慢地就习惯了。

　　记者点评：当官员对金钱的贪婪演变成一种习惯时，他就不会感觉到贪腐的耻辱与违法的畏惧，这就是官场上的“麻木腐败”。失控的权力会逐步让人麻木，进而在心理上变得心安理得、习以为常，最后欲壑难填。

　　怪现状之五：胆大妄为，不择手段

　　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反对声音，容不得不同意见，为一己私利，逞一时之气，竟然是非不分，置法律于不顾，动用黑恶势力加害同僚。

　　今年4月9日，江西省九江市人才市场门口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九江市人才交流中心主任熊明华在单位门前被几名不明真相人员挥拳殴打致伤，打人者随后驾车扬长而去。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该案幕后主使竟是熊明华的顶头上司——九江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兼人事局局长王俯耕。因两人工作上存在嫌隙，王俯耕竟指使他人报复下属，酿成这一恶性伤害案件。与其类似的还有黑龙江省鹤岗市交通局原局长白玉库指使杀害继任者。

　　此外，一些官员为摆脱情妇纠缠进而行凶杀人，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前有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为摆脱情妇纠缠，伙同他人在济南闹市区引爆其情妇驾驶的汽车的血案；后有辽宁凌源市卫生局原副局长吕仲学雇凶买炸弹谋害情妇的惨剧，再有温州瓯海区原区委书记谢再兴杀害情妇并分尸、抛尸……

　　记者点评：官员雇凶杀人、伤害他人的案件近年时有发生，由此可见，个别领导干部在面对利益时是多么的心狠手辣，而在他们眼中法纪观念又是何等淡薄！

　　怪现状之六：信念丧失，求神拜佛

　　不少干部患上了“权力依赖症”——对权力既崇拜，又缺乏安全感；既渴望拥有权力，又害怕失去权力。一些干部甚至认为，人生不过是组织部门的一张纸，风乍起飘向何方，自己无法掌握。为了让仕途顺利，一些干部开始讲风水、寻大师、求神拜佛。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有的地方党政机关要重新修建大门改变朝向，有的地方为了修复“龙脉”而建不能走车行人的“风水桥”，有的地方想把犯官场忌讳的“骆马湖”改成“马上湖”……

　　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中，有半数以上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迷信现象的情况，对其中一些迷信现象的相信程度相当或高于一般公众。

　　记者点评：一些党员干部已经丧失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鬼神。他们忘记了一条基本道理：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无数事实证明，政绩、前程是干出来的，而非风水先生算出来的。

　　怪现状之七：欺上瞒下，谎报虚夸

　　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些干部面对群众的质疑，张口说谎，故意夸大、编造或者隐瞒事实真相。一些急需政绩的干部，将升迁希望寄托在政绩工程和数字游戏中。一些官员出于现实利益考量，欺上瞒下竟然成为他们工作中的一种常规手法、生存秘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这种生态的生动写照。

　　记者点评：弄虚作假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长期公然造假，最可怕的是对造假行为熟视无睹。一个很虚伪、不诚实、喜欢搞些作假的干部，不可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这样的官员多了，必将对整个社会风气造成很大伤害。

是什么助长了官德缺失

　　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极大地损害了执政党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就必须高度重视官德缺失问题。半月谈记者从官员本身及其外部环境入手采访调查，力图探究官德缺失的原因，找出官员失德的土壤。

视公权为私器，权力观扭曲成官德最大漏洞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开发区原副主任姜巨昌因腐败问题落马后，在悔过时表示：为什么有这么多“糖衣炮弹”集中向我攻来？因为我主持开发区工作，而开发区项目多、资金运作量大。在这个岗位上，不是我找钱，而是钱找我。

　　当然，谁都知道，钱找的岂是姜巨昌，而是他手里的权力。领导干部手里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不言而喻，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干部受人民委托管理事务，因此权力的使用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这样的权力观，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任长霞等一大批优秀党员干部，都深铭在心，身体力行，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但遗憾的是，也有少数干部对此要么非常淡漠，要么阳奉阴违，在他们的心目中公权甚至等同私器，只是用来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

　　今年4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行贿罪一审判处海口市地税局龙华分局原局长陈小涛无期徒刑。1993年至2008年期间，陈小涛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056万元、港币20万元、美金8万元。另外，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他向海南省地税局原副局长兼海口市地税局局长陈谟林行贿人民币92万元、美金3.5万元。

　　陈小涛在悔过书中说：分析我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除了无法遏制的贪欲，还有权力观扭曲。这些年来，我思想上有一个误区，认为我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上级个别领导给的，是自己奋斗得来的，觉得“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的说法挺有道理。于是，我一步步将公权变成了私权。

　　权力观扭曲的官员，不仅容易走向贪污腐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也会因为拥权自重所产生的幻觉，导致官德塌陷。如一些人在上级面前极尽谄媚，夹着尾巴做人，而对群众则是另一副面孔：高高在上，指手画脚。近年来，各地不断爆出一些官员的“雷人官腔”，比如“你敢在网上曝光，我就叫它关闭”、“记者证在我们这里没用的”、“你现在就是我砧板上的肉，我想怎么剁就怎么剁”、“你是哪个单位的？哪个让你直播的”，即是明证。

相关专家表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干部正确运用权力，执政为民，权力就会成为社会福祉；干部掌权为己，以权谋私，权力就会祸国殃民。因此，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秉公用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忽视党性修养，理想信念动摇致官德遭侵蚀

　　中部地区一个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因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包养情妇而锒铛入狱。当纪检监察部门前去让他反思过失时，他不但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问题，反而理直气壮地大谈自己的政绩。他说，在主政几年里，全市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省各个县（市、区）的前列，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与这样的“政绩”相比，自己收受的几百万元只是“毛毛雨”，也是自己“理应得到”的。

　　对此，江西省纪委宣教室副主任傅兆良表示，干了一点分内的事情，就要索取“回报”，这样的人已完全把自己等同于市侩，没有理想信念，把共产党的宗旨、党员干部应该担负的职责忘得一干二净。

　　一些党建专家认为，在体制改革转型期，一些领导干部丧失官德，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有体制、机制、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有领导干部自身忽视党性修养，忽视世界观改造，导致理想信念发生动摇的原因。

　　某组工干部学院的一位教师说，当前许多干部平时热衷于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对广结关系网兴味盎然。在这些干部看来，抓经济容易出政绩、建立人脉容易抓住升迁机会，至于学习、提高自己，则无足轻重。就是对于上级组织的学习、培训，有的干部也是被动应付，甚至要秘书代劳。岂知久而久之，世界观就会出现问题，很容易被各种引诱腐蚀虏获。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说，领导干部握有权力，各种各样的诱惑围绕在身边，就看你动心不动心，能否顶得住，这样的功夫说到底还是来自干部本身的修养。我们平时没少讲世界观，但轻视的人仍然很多。究其原因，就是一些领导干部认为世界观看不见摸不着。殊不知，人的思想行为，归根到底是由世界观支配的。世界观有了差池，人就会丧失理想信念，迟早要出问题。

　　专家认为，除了官员自身应加强修养，抓好培训学习，帮助干部筑牢道德防线，也是官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但基层一些干部反映，目前对官员进行的道德教育方式方法比较单一，还停留在说教层面，效果也不明显，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们建议，在官德教育中适当采用反面教材进行案例教学，增加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学员论坛等方式，提高干部参与度，让学习真正入脑入心。

　　重德不够，选人用人未成官德“闸门”

　　长期研究官德问题的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李建华教授认为，道德责任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而非外在的强制机制。道德责任的评价标准不好把握，更难以具体化，当违反道德的现象出现时可能会因为判断标准模糊、责任不易界定而难以真正做到责任追究。但这并不表明行政道德责任无法实现，相反还是具有广阔的研究和发展空间的。应该按照中央的要求，在选人用人上，高度重视干部品德，使其成为一道有力的“闸门”。

　　但基层干部认为，当前一些地方、部门选人用人方面，干部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情趣、在群众中的口碑等官德内容，还未真正成为提拔使用的“硬杠杠”。一些地方出于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往往过于强调“有本事”、“有政绩”、“有闯劲”，而忽视或相对放松了对干部“品德”的考察和严格要求，致使少数有才无德的干部“带病”走上领导岗位。至于选人用人上的腐败，更是产生了一种磁场或漩涡效应，造成一些官员产生“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跑的，跑的不如送的，送的不如买的”不良思想。

　　而无德官员被重用，造成危害的不仅是其本人，还有“上梁不正下梁歪”所带来的连锁效应。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个别单位主要领导干部道德沦丧，结果带坏了一个班子，带坏了一支队伍，进而使一个地方风气不正。在这方面，湖北省近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襄樊的“官场地震”：从2002年12月开始的3年间，随着湖北省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陆陆续续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其中市属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地区最为严重的吏治腐败如山洪般暴发。

　　云南省委党校原副巡视员段尔煜认为，选人用人重德不够及腐败，对干部队伍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加剧了官德丧失，加剧了官员在经济上的腐败，同时挫伤了一大批真正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的积极性。此外，官德丧失，还从源头上污染了道德之源，寒了百姓求善之心，毁坏社会道德风尚。

　　鉴于官员失德的严重危害性，李建华认为，我们除应通过制度建设，增加群众对干部任用的发言权，把住选人用人关外，还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经验，从其他方面入手促进官德建设。比如加大权力机关追究的力度，即在权力机关内部建立专门的道德责任追究机构，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进行监督，处理群众举报的官员违反道德行为。再比如，加强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道德上的是非只有广大人民群众才有资格论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对官员失德行为的谴责和追究，将有助于官德责任的合理鉴定，有助于党和政府克服腐败现象，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监督弱化，权力过于集中滋生腐败

　　前段时间，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许建斌因收受巨额贿赂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42岁的许建斌拥有博士头衔，2003年作为“中央博士服务团”成员，从国土资源部整理中心副处长任上下派到江西省上饶市挂职，任市长助理。由于政绩突出，许建斌于2007年8月调任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任副厅长。

　　许建斌的人生经历令人惋惜。2004年，记者曾经在上饶市采访了时任市长助理、分管城建的许建斌。当时，他向记者坦陈，城市建设工作的内容都是有关公共资源分配和公共权力行使的，诸如项目、土地、工程、审批等事项，分管干部可以说是大权在握。一年以来由他们班子决策或者说由他自己决策花出去的钱就有10个亿。每出让一块土地，都会有很多人想方设法来靠近，希望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获得。由于对公共权力的细化不够，监督也没有到位，权力运行中的“跑冒漏滴”现象比较严重。由此，当许建斌还对记者感叹“当官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自己要抵制诱惑，主要是靠思想“定力”。但没想到的是，短短几年之后，许建斌所说的“高风险”一语成谶，他的“定力”最终也没能帮他抵挡住诱惑。

　　一些专家指出，通过对违法违纪案件的分析，不难看出，凡是发生贪污受贿、渎职失职等问题的地方和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格、监督不到位的问题。特别是在土地、矿产、工程等重点领域和县区主要领导等关键岗位，领导干部往往拥有行政审批、资金投放、资源分配、项目发包等垄断权力。近年来，这些领域和岗位腐败案件明显增多，说明缺乏监管的权力对干部的腐蚀性在加剧。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成为遏制官德堕落、落实执政为民理念的关键所在。

　　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不同的时代会为其注入不同的元素。官德的核心是权为谁用，领导干部如何对待和运用权力，是检验其党性强弱、官德好坏的试金石。

　　一些专家指出，现在与革命时期相比，我们党面临的任务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是要夺取政权，现在要执政掌权。当前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讲究官德，首要的就是忠诚于自己的岗位，正确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百姓谋福利。

权力越大，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应越大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说，从本质上看，官是责任，即不仅要管理好自己，还要管理好别人，管理好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官由小变大，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责任的范围由小变大。因此，在新时期，领导干部在运用权力时一定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秉公用权，谨慎行事，正确处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级别越高、权力越大，越应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记者采访时，一些基层官员说，官场很复杂，自己也想做点事，但身处官场，你不“同流”，就会成为异类；你想讲官德，别人就会用“有色眼镜”看你，自己在官场中已被“裹挟同行”，对一些事情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对此，周文彰指出，事实上，官场复杂不复杂，取决于为官者自己。你简单，官场就简单；你复杂，官场就复杂。只要品行端正，不该去的地方别去，不该拿的东西别拿，不该碰的人别碰，严防死守这三条，就能固若金汤，平安无事，赢得百姓的敬重。

心中装着群众，是最重要的官德

一些专家指出，从总体上看，当前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越来越好，但是必须看到，就业难、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等情况在一些地方依然普遍存在，这些难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就是天大的事。但在一些地方，由于少数干部漠视百姓利益，群众为讨说法频频上访，一些地方干部不敢直面百姓，不会与群众打交道，遇事往往推诿塞责，避而不见，结果失信于民。

　　河南漯河市召陵区委书记蒋志安说，发展是硬道理，辩证地看，在新时期，地方经济要发展有时会触及百姓的利益，这一矛盾时刻考验着为政者的智慧，考验着为政者的官德。但在任何时候，寻求经济发展必须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心中时刻装着群众，这是新时期为官者应有的品德。

　　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黄仲芳说，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我们党的干部深入基层调研访贫问苦，与群众同吃同住，打成一片，赢得民心，夺取了天下；反观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到农村搞调研也只是走马观花，成了一种作秀，下去调研成了到基层吃土鸡土菜，对百姓唯恐避之不及，长此以往，就有脱离群众、失去民心的危险；同时因不能及时了解百姓疾苦诉求，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说，“一切从群众中来，一切到群众中去”，在新时期，各种矛盾叠加，各种问题频现，要找到破解各种难题的“金钥匙”，更加需要我们的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深入百姓家中访贫问苦。

　　重塑官德，既要自律更要他律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选拔任用干部既要看才、更要看德，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

　　党建专家指出，加强官德建设既要官员自律，更要制度他律。

　　面对纷繁复杂的客观环境和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的新形势，领导干部要不断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尤其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努力做到：在生活圈中严守规矩、抗得住各种诱惑；在交往圈中分清良莠，不交不良之友；在娱乐圈中抵御“灯红酒绿”，不为声色所迷。同时，自觉坚持慎微、慎欲、慎初、慎独，注意每一件细小的事情，“去小恶以保本真，积小善以成大德”；谨防欲望过度，用理性控制欲求，“非理之财莫取，非理之事莫为”；避免第一次的放纵，守住自身廉洁的第一道防线；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有监督和没监督一个样。

　　“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品位。”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东有说，由于不学习，一些党员干部不仅观念陈旧落后，综合素质差，“讲政策不如上访户，讲法律不如钉子户，讲经济不如个体户”，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都不了解，不学，怎么去信？不信，怎样去用？不用，怎么去坚持？不坚持，哪来的理想信念和信心？忠诚于党的事业、宗旨也就无从谈起！

　　同时，中央与地方对官员道德的考核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中组部也出台与之配套的地方考核、部门考核、年度考核等3个考核办法，要求突出重点，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

　　云南巧家县最近探索将道德考评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巧家县委副书记陈松介绍，当地对干部的道德考察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对党忠诚、顾全大局、珍惜团结，二是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克己奉公，三是孝敬父母、和谐持家、尊重邻里，四是心存博爱、严守法纪、情趣高尚，围绕这四个方面制定了比较科学的量化评价体系。

　　陈松介绍，在实践操作中，组织部门通过对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工作服务范围、生活社交圈等方面的综合考察，对干部道德素质进行全面评价，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依据。

　　“我们发现有的干部做人没有底线，当官了自以为很了不起，家里老人也不管，邻里关系也不行，自己还满不在乎，而组织上以前也没有考核。”陈松对记者说，“作为官员，应该具有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职业操守，如果没有一套伦理纲常，整个价值体系就乱套了。”

　　此外，山东济南市委组织部就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德的考察评价，出台实施意见，确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领导干部的“德”进行考察评价。甘肃陇西县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完善德的考评办法，为科学评价干部积极探索途径，创新方法。

考德结果之高下，最终需要反映在用干部上。“干部德的量化考评结果，不仅是本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也是监督、评价干部的重要手段，能督促干部不断提高道德品行和个人修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认为。（本文来源：《中国监察》杂志）

古巴共产党是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的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古巴共产党，在1997年10月召开的古共“五大”强调以马列主义、马蒂思想为指导，是国家可靠的捍卫者和中流砥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古巴的惟一选择。
    古巴共产党是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的？

     一、与时俱进，适时修改党章党纲
    古巴共产党根据形势变化，与时俱进，适时修改党章党纲。强调在新的形势下，党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和马蒂思想，必须坚持一党制和党的领导。
    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召开“四大”。这次大会是在苏东剧变、古巴面临空前困难的形势下举行的，具有特殊意义。“四大”提出了“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口号，卡斯特罗在开幕式讲话中适时明确提出了古巴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正在广泛的实行开放。”“四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和党纲的决议明确指出，古巴革命的最高目标是在古巴建设社会主义，古巴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古巴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和马蒂思想为指导的政党，是古巴社会的领导力量。
    1997年古共“五大”通过的中心文件《团结、民主和捍卫人权的党》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一党领导，是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以及抵抗美国封锁、获得生存的保障；以马列主义、马蒂思想为指导的古共，是国家可靠的捍卫者和中流砥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古巴的唯一选择。“五大”通过的《经济决议》指出：“古巴的经济政策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它应当包括经济结构方面，如多样化、振兴出口、发展食品基地、提高能源、物资和财政部门的经济效益等”，“提高效益是古巴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古共“五大”后，古巴又继续推出一些新的改革举措。
    二、加强党风建设
    古共强调党员，特别是干部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保持鱼水之情。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的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以身作则，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化，他们经常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改进工作。
    卡斯特罗主席为政清廉，他曾对记者透露，“我的工资同40年前大体持平，甚至还要少一些”，“我无意要求为我增加工资，因为幸福不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的。”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古巴领导人的工资一直没有增加，目前部级领导人月工资为400比索左右（不到20美元）。凡遇到遇重大事件，卡斯特罗都亲临第一线。60年代，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吉隆滩时，卡斯特罗身先士卒，亲自率领古巴军民击溃雇佣军；每逢收割甘蔗季节，卡斯特罗等领导人都手持砍刀下农村砍甘蔗；时隔40年，2004年9月当“伊凡”飓风肆虐古巴西部时，卡斯特罗又亲临西部，领导抗灾斗争。在基本生活品供应方面，对党政领导干部没有特殊供应；在住房方面，古巴没有专门为领导干部兴建的独立的高档住宅区，不少高级干部混居在普通居民区内，上下班步行或骑自行车。古共制定领导干部定期下视察的制度，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年至少6次到地方视察，其中4次必须深入基层。
    三、重视组织建设
    古共十分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根据古共“四大”《关于古巴共产党党章的决议》，在发展**员时，发展对象必须是由基层劳动者大会选举产生的劳动模范，或是由共青联盟基层组织推荐的已超龄的共青团员。为了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古共对**员的要求十分严格。通过不懈的努力，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古共党员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从1991年的61.5万人增加到85万人，党员人数约占总人口的8％，占成年人总数的16％。上述决议还规定，每两年基层党支部须对工作进行总结，支委会进行改选，并对党员进行考评。

重视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保障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古巴之所以能成功地经受“双重封锁”的考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古巴共产党和古巴政府有一个老中青干部结合的坚强的领导班子。

1991年10月召开的古共“四大”，选出了由225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25人组成的政治局。在225名的中央委员中，自1965年起一直担任中央委员的只有26名，参加过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有7名，参加过《格拉玛》号远征的有5名，参加过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斗争的有43名。在25名政治局委员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有7名，占28％；年龄在50-60岁之间的有9名，占36％；年龄在40-50岁之间的有7名，占28％；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有2名，占8％。1997年召开的古共“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仍然保留了一部分曾参加过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斗争、有代表性的老一代革命家，但老一代革命家所占的比重比上一届均有显著减少。“五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54岁，其中有8人的年龄在40岁以下；在中央委员会中，中青年所占的比重更大，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为47岁。现任外长费利佩•罗克1991年当选中央委员时，才26岁。28岁时，他被任命为国务委员，34岁出任外长，今年（2005年）才40岁。1991年卡洛斯•拉赫当选古共政治局委员时，只有41岁；42岁被任命为部长会议执行秘书；43岁起就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至今。

古共中央的不少领导干部，如拉赫、罗克等均来自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他们曾在联盟中担任过领导职务。根据古巴1976年宪法第6条规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是先进青年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努力将其成员培养成未来的党员，通过学习、劳动、爱国活动和军事、科学及文化活动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新的一代。”

1992年修改后的宪法将这一条内容作了修改，改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是先进青年的组织。国家承认并鼓励它发挥主导作用，以促进青年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并适当地将青年培养成为有觉悟的、有能力担负起造福于社会重任的公民。”

古巴共产党一般不把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看作群众组织，而是看作是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立于1962年4月4日，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60年10月21日的起义青年协会。自成立以来，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在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和组织青年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还向古共输送了大批党员和不少优秀的领导干部。2004年12月，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召开了“八大”，胡利奥•马丁内斯当选为第一书记。

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为保持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古共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教育。古共十分重视党校教育。古共中央有一所高级党校，即“尼科·洛佩斯”高级党校。据2004年9月笔者访古时，党校校长劳尔•巴尔德斯•比沃向笔者介绍，“尼科·洛佩斯”高级党校是古巴唯一的高级党校，负责培养省、部级领导和后备干部。其办学方针是以马列主义、马蒂思想为指导，学习卡斯特罗的著作和讲话，结合实际工作和社会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和培训活动。学员学习的主要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马蒂著作、卡斯特罗著作和重要讲话、党建学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党史和国史、领导工作方法等。学校还组织学员进行理论研究和进行实习。高级党校领导古巴14个省级党校和140多个市县级党校。古巴目前各省（共14个省）和大部分市县均有党校。高级党校设有部级干部短期培训班，时间最短的只有11天，较长的有3个月和6个月。高级党校设有党校干部和教员的培训班，迄今为止，高级党校共培养了169名党校校长和504名党校教员。高级党校还设有5年制的本科生和研究室班。每年在高级党校学习的各种学员约有4000多名。省级和市级党校学习时间比较短，方式比较灵活。有脱产的，也有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不脱产。通过各级党校的学习，使各级党员干部加强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工作能力，从而也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自1999年“埃连事件”发生后，古巴强调开展“思想战”，针对美国的经济封锁、意识形态渗透和“和平演变”等策略，举行“反帝论坛”，创办“公众论坛”和“圆桌会议”等电视专题节目。为了及时了解民情，古共中央还设立民众舆论调查中心，向党中央和政府提供信息，以便掌握民众的思想动态，更好地做好思想工作。为更好地协调全国对马蒂思想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古共专门成立了由国务委员兼党中央委员、前文化部长阿曼多•阿特领导的全国马蒂研究计划办公室。

五、加强道德建设，坚决惩治腐败
    为了加强党员的道德纪律建设，1996年7月，古共制定并颁布了《国家干部道德法规》。该法规对国家干部提出了二十多条规定：1.诚实，永远不隐瞒和歪曲事情的真相。反对谎言、欺骗、蛊惑及舞弊行为；2.扬廉弃耻，维护荣誉及尊严；3. 自觉遵守纪律，忠于党，尊重宪法和法律；4.严格要求自己，尊重别人；5. 严格履行自己的诺言，不食言；6.反对麻木不仁、冷漠无情、悲观失望、吹毛求疵和失败主义；7.为人正直，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8. 反对逃避责任、对困难和错误无动于衷、不求进取的趋向；9.不断改进、寻求新的办法，解决老的和新出现的问题；10.联系劳动群众和人民，尊重并信任他们，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需求意见；11.同志间友好关系应建立在原则和革命精神的基础上；12.正确掌握国家财物；13.掌握的权力及财物只能用于工作；14.热爱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15.在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尊重他人的生活作风；16.对不履行职责的人，国家行政机关不给予任何特殊权利和待遇；17.反对腐败和姑息腐败现象的行为；18.与下属同舟共济，全力以赴克服困难；19.发挥个人才能，同时依靠集体讨论做出决定；20.在职权范围内当机则断，无需等待不必要的上级指示，不要怕承担责任；21.同集体开展对话，并建立有效的联系；22.保守秘密，对公众传播的消息要加以疏导；23.根据政绩和能力决定干部的任免；24. 正确对待他人存在的问题；25.在考核劳动者真实才干和能力的基础上，确定其胜任什么及相应权利。（本文来源：中国廉政文化网）

【原典】听谗而美，闻谏而仇者亡。

 ——西汉·黄石公《素书·遵义章第五》 

【注译】听到阿谀奉承的话而心感甜美，听到犯颜直谏的话而心怀仇恨，这样的君主肯定要败亡。 

【解读】好谀、好货、好色，均是人君大忌。阿谀奉承是蜜裹的毒药，是小人的伎俩，当权执政者要时时警惕，切勿轻信。否则，一旦到了“听谗而美，闻谏而仇”，离败亡的日子就不远了。（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本期责任编辑：魏新田）